“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 我们没办法，拿着钱包抵工资。原价都是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钱包， 通通二十块，通通二十块！黄鹤你不是人，我们辛辛苦苦给你干了大半年，你不发工资，你还我血汗钱，还我血汗钱！”
你我经过时，不禁停下了脚步，看一看地摊上的皮包，又看向老板打听到：“黄鹤跑路的事是真的不？”
江南皮革厂机器轰鸣作响，里面生产的不是街口20元清仓甩卖的真皮鞋包，而是皮革，成卷的那种。
这江南控股集团也是个大公司，董事长作为唯一一个两次获得世界发明“尤里卡金阀门奖”的中国人，不仅研发阀门技术了得，商业头脑也不错，的确是个人物。本着先富帮带后富的原则，江南控股集团占江南皮革厂50%股份，的侄子黄鹤占10%，并且是法人代表，在几年后更是全权经营了江南皮革厂。
直到2011年4月4日，江南皮革厂贴出了清明节放假一天的告示，而董事长黄鹤还在人前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可第二天，黄鹤却忽然人间蒸发，不知所踪，至今下落不明。
不过风靡一时的江南皮革厂只是温州破产企业的一个缩影。仅2011年，温州就有上百家企业出现老板失踪、公司破产、员工讨薪事件。而在温州近年来的破产企业中，“一代鞋王”王跃进携千万跑路、“温州八大王”之一庄吉集团郑元忠的6家公司破产等消息一次次将温州推向风口浪尖。
当我们蓦然回首才发现，真相不过是一个时代商业兴衰，浓重的一笔痕迹。回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制造业和私营经济发迹的蓄积和延续，再到如今的分崩离析才算是这段兴衰完整的图谱。
1949年后，温州沦为国军的前线；五十年代，永嘉农民包产到户和瑞安隆山农民分地被政府打压；在七十年代末革命和斗争的洗礼下温州更是一贫如洗。除了勇气和眼力外，温州人能够说是一无所有。“穷则变”、“活下去”的信念催促早期的温州人去到当时他们羡慕的福建、江西和浙江中北部打零工做苦力，有些温州人走得更远，带着他们专属的加密方言踏出了国门。
1976年前后，留在温州农民纷纷放下农具，思考着新的生存方式。靠山采石，靠海走私的非传统方式使第一批走出来的温州人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最狂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渔船里都有夹层，或是拖在海水里的密封塑料包。
没有任何高人指点，有了第一桶金的温州人在经济短缺的年代凭着感觉捣鼓起了作坊。
乘着改革开放的风口，温州的小商品经济蠢蠢欲动，前店后厂的模式兴起，皮鞋、打火机、服装、电器等制造业纷纷冒头。柳市负责人石锦宽抓住商品流通渠道不畅这一计划经济的软肋，“顶风作案”组织了柳市通用电器厂。在那以后，温州人穿上皱巴巴的西装，搭配着潮流牛仔裤，揣着干瘪的公文包走南闯北。温州老板喜欢说：“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指的是白天在大排挡觥筹交错，热情招呼客人，晚上和一起打拼的兄弟们挤在地板上睡觉。在80年代的温州城，一个普通工人同时打两三份工是很普遍的事。当时，北京城的早点店通常要到8点才开，而温州四点就开了。
丨1985年，温州生产的电猫。温州最早的电器产品应该是从生产抓老鼠的“电猫”开始。
1987年，私营的运输企业。“温州要发展，交通要先行，不等国家，但靠政策，只要政策允许”。温州人早早就办起了私人运输公司，开通了夕发朝至的国内长途客运班线年代初鹿城区的史提芬从小就盼望着过年，因为家里人会带着最高档的礼物去亲戚家拜年，亲戚也会准备大盆的零食。阿哥阿姐要结婚了，家里人包了好多钱带去送给新人，大人告诉他，这些包好的钱叫“人情”。
03进入九十年代，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觉醒得更为迅猛，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子里面都是加工厂。
熟人社会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一个人发现了一种成功模式，其他人能拷贝与跟进，并迅速占据一个垂直领域。乐清的电器大发展就这样带动了临县的黄岩路桥成为一个模具业根据地；一百多亩的瑞安商城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商业市场。后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是温州商人照着瑞安棚下走私场（小商品集散地）制造出来的复制品。
丨1995年，温州乡村教堂。温州人素有“中国犹太人”之称，温州则被外媒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在温州680万人口中，有60万人信仰基督教。据一份1949年的调查统计，全中国的基督徒10%在温州。
丨1996年，中墩渔村教堂。温州全市约有教堂1100余座，绝大多数是在文革之后建成或重建的。
温州人做生意习惯于依靠宗族关系。一家普通工厂，老板娘是财务，弟弟是⼯厂经理，弟妹是后勤。位于杭州三墩的温州村就是典型。里面的房屋不是单元楼小区，而是温州常见的独栋建筑。家家户户彼此熟悉，这家店铺库存不够，另一家打开自家仓库：“随便拿。”几家人做同一行当，但不会互相影响。过节随份子时，街上推攘得脸红脖子粗的两个温州人不是在打架，而是在互塞红包。外面人看着，也只有眼红的份。
但当小厂房要升级为大企业时，便很容易发生利益争端及财务亏空。手底下的员工都保持沉默，因为首席财务官是老板的亲戚。
1999年6月，北京“浙江村”里正在数钱的温州商人。大约在1985年，离北京广场仅5公里的地方崛起了“浙江村”，“浙江村”里近10万的外来人口中几乎都是温州人。1995年由于社会治安问题，“浙江村”被整顿，不到半年，温州人又都回到了“浙江村”，并且成为最受欢迎的经营户。
● ● ●90年代后期，温州路面上的本田王摩托车、太空摩托车等私家车慢慢的变多，还有像砖头一样的手机，这些被认为是温州老板身份的象征。菲亚特出租车、运货的五菱小四轮，至九十年代末期的第一代桑塔纳，都出现在了温州人民的生活里。城市也跟着在改变，拆迁，建新大楼、新居住小区、新厂房、开发区的浪潮席卷全温州。
1996年10月，温州最后一辆 “菲亚特”出租车（浙CT2812）在运营。淘汰“菲亚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新的出租车是奥拓。
丨1997年，企业家郑元忠。他是温州柳市镇著名的“机电大王” ，1983年因为办了几间电器作坊，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被全国通缉，1984年4月“八大王”高调后，他是继续从事商业的其中一个，后来创办庄吉集团，成为商界风云人物。
丨1997年11月，苍南县蒲壮所城晋升国家级文保单位仪式上的礼仪小姐队伍。经济蒸蒸日上，不管是政府仪式，还是企业开张都要请礼仪服务。
没有国家财政扶持的温州，竟然成了天下闻名的城市，一个十几年前大量人连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方，如今有了众多颇具规模的皮革厂、服装厂、塑胶厂。有人郑重地提议研究“温州模式”作为全国参考。
新世纪的钟声来临之际，千禧年前走南闯北攒下赫赫资本、散落到各地自由生长的温州人也迈入了新的阶段。但当人们再说起“温州”，首先想到的已不是“轻工”、“森马”、“美特斯邦威”，而是“炒房”、“民间借贷”，以及倒闭的“江南皮革厂”。
直到今天，温州工厂里主要制造的依旧是服装、皮鞋、箱包和打火机，但路边的商铺萧条了不少。一个温州商人正准备将自己的名牌大衣拿去抵押，忽而发现口袋里放了两万块钱。想了想，这是去年有人还他钱时他不甚在意，随手放到了口袋里留下的，因为去年他还是个资产过亿的富豪。看到这笔钱，他欣喜若狂，并拿出其中的一万五投入到了今天下午和别人谈的能引发市场裂变的互联网项目上。然后坐上自己的车，开启滴滴打车的接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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